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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红色文化对外传播策略研究
文章字数：5330
摘要：红色文化的对外传播不仅能强化国际认同、提升中华文化全球影响力，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新媒体时代红色文化对外传播仍存在跨文化差异引发的价值观接受壁垒、碎片化传播削弱红色文化系统性、国际舆论场中话语权处于弱势等困境。对此，我国必须实施精准分众化传播策略化解文化差异、构建全媒体矩阵提升内容深度与连贯性，并强化国际媒体合作机制争夺话语主导权，从而切实推进新媒体时代红色文化的对外传播进程。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红色文化；对外传播
在新媒体技术深度重塑全球信息传播体系的当下，红色文化作为承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精神载体，其对外传播既肩负着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构建国际传播新秩序的战略使命，又承载着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文化担当。全球化进程与数字技术革命的交织共振，为红色文化跨越地理边界、开展跨文化对话开辟了新的空间，但同时也使其置于价值观差异碰撞、传播语境多元分化、国际舆论竞争加剧的复杂环境。从巩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到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红色文化对外传播不仅是文化自信的具象化表达，更是文明对话的重要桥梁。然而，在新媒体场域下，文化符号解读偏差导致的传播效能损耗、碎片化传播引发的叙事逻辑断裂、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的持续挤压等现实困境仍然存在，亟需红色文化对外传播突破传统模式束缚，探寻新的传播方式。本文立足新媒体传播的技术特性与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聚焦传播策略创新与实践路径优化，致力探索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红色文化对外传播新范式，为提升中国国际传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一、红色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意义
（一）强化国际认同
红色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其对外传播绝非单纯的文化展示，而是深度促进国际社会理解中国政治理念与发展路径的重要途径。红色文化内蕴中国共产党引领人民实现民族独立、推动国家富强的完整历史叙事，有助于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单一视角，为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别样参照。当红色文化所蕴含的革命精神、集体主义价值以及人民主体性思想在国际场域中传播时，其首要作用就在于消解西方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威胁论”迷雾，清晰展现中国坚定追求公平正义、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的鲜明立场，进而在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中搭建更具包容性的话语架构。值得注意的是，红色文化的对外输出并非生硬的理念灌输，而是要借助故事化讲述、情感化表达，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与人类对于美好社会的共同向往紧密勾连，促使不同制度背景的国家重新审视中国发展模式的内在合理性与实践正当性。随着国际社会不断深入理解中国意识形态的历史根基与实践逻辑，关于“中国为什么能”的解读将逐步冲破西方话语霸权桎梏，在多元文明交流互鉴中形成更具多维视角的价值共识，最终为中国政治文明在国际舞台上赢得更广泛的认同。
（二）提升中华文化全球影响力
红色文化对外传播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引擎。其独特价值在于搭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对话的全新桥梁，进而实现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多向度延伸。这种文化形态既深植于“天下为公”“自强不息”等中华传统精神内核，又充分吸纳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批判与实践创新要素。双重属性使其能有效冲破外界对中华文化“东方神秘主义”或“古老文明符号”的单一认知，有力彰显中华文化在回应当代全球性议题时的思想穿透力。“人类解放”先进理念与“和而不同”东方智慧的交融，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革新提供了超越零和思维的新路径；长征精神的传承叙事、脱贫攻坚的奋斗故事，则以具象化的情感载体跨越文化差异，在不同民族的心灵深处唤起共鸣[1]。尤为关键的是，红色文化对外传播打破了西方在现代话语体系中的长期主导，用实践证明非西方文明同样具备孕育普世价值的能力。这种文化影响力的提升绝非单纯的价值输出，而是能在全球文化生态中增添新的思想维度，让中华文化作为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价值定位得到更广泛认同，为构建平等相待、互学互鉴的国际文化新秩序积累坚实的文化资本。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纽带
红色文化所蕴含的“人类解放”“国际主义”等思想基因，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存在深层次的价值契合，其对外传播能为全球合作提供精神层面的黏合力量。中国在“万隆精神”的实践，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始终把自身发展融入人类共同幸福的大框架，这种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胸襟正是红色文化在当代的延续与彰显。红色文化强调的集体安全观、共同发展观，以及反对压迫、追求公平的核心主张，直击当前全球治理中霸权主义横行、气候危机严峻、数字鸿沟显著等现实痛点，为国际社会贡献了有别于资本逻辑的解题思路。在对外传播过程中，红色文化可唤起不同文明对和平、正义、可持续发展的集体记忆与共同向往，特别是在疫情、战争等全球性挑战面前，这种精神纽带会促使各国突破短期利益的博弈束缚，形成共担责任、共享成果的共同体意识。文化层面的价值共振拥有比制度性合作更持久的生命力，有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层面转化为被普遍认同的全球伦理准则。
二、新媒体时代红色文化对外传播困境
（一）跨文化差异导致价值观接受壁垒
红色文化对外传播面临的一大困境，在于其深植于中国特定历史语境，与西方主导的全球文化体系存在着结构性冲突。红色文化所倡导的集体主义、奉献精神，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欧美传统的个人自由主义形成了鲜明对立，且这种价值观鸿沟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中被不断放大。例如，“人民至上”“共同富裕”这类理念，在中文语境下承载着近代中国反压迫、求平等的历史记忆，而在西方受众的认知框架中，却易被简单归为“威权叙事”或“政治宣传”，甚至被误解为是对个人权利的压制。此外，红色文化中革命话语所具有的崇高性和严肃性，与新媒体环境下盛行的娱乐化、解构化表达方式产生了激烈碰撞，这使得传播内容在跨文化解码的过程中容易遭遇误读。例如，国际社交媒体上的一些短视频创作者，为迎合流量逻辑，将红色经典符号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剥离出来进行二次创作，严重消解了这些符号所承载的精神价值。这种深层次的文化认知差异，使红色文化对外传播时难以突破“文化折扣”效应，未能与海外受众形成实质性的价值共鸣。
（二）碎片化传播削弱红色文化系统性
新媒体技术重塑的信息传播环境，正不断动摇红色文化作为完整思想体系的影响力基础。短视频、动态图文等碎片化传播形式虽提高了信息传播速度，但却破坏了红色文化的历史连贯性、理论深度及实践逻辑。例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本应借助历史事件链条呈现其发展脉络，而在算法推荐机制作用下，却被分割成孤立的“高光瞬间”或“金句片段”，使得国际受众难以把握相关精神谱系间的内在联系。更为关键的是，流量至上的内容生产模式使传播者过度关注红旗、军装等具有视觉吸引力的符号元素，而忽视了红色文化中“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核心方法论的价值传递[2]。这种“重视符号、轻视内涵”的传播方式，致使红色文化在新媒体领域逐渐变成平面化的文化消费品，失去了作为意识形态载体应有的理论深度，从而让海外受众只能接触到零散的文化碎片，无法形成对中国道路的系统性认识。
（三）国际舆论场中话语权处于弱势
在国际舆论场的权力结构失衡状况下，红色文化对外传播面临长期制约。新媒体时代的传播场域看似平等，实则存在英语霸权、平台算法、资本操控等共同形成的障碍。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等平台以“社区规范”为由，在内容审核时常对涉及中国革命历史、政党制度的内容进行限流或标签化处理，旨在借助技术手段渗透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同时，西方主流媒体凭借长期积累的传播网络，将红色文化议题强行归入“民主—威权”的二元对立叙事框架，并高频次地将其关联“人权”“自由”等敏感词，在国际受众的认知中植入预设偏见。这种系统性的话语压制，使红色文化即便通过新媒体渠道突破了地理边界，仍难以摆脱“他者化”的传播困境[3]。其价值主张要么被纳入西方设定的讨论范畴，只能被动辩解，要么被当作“政治异类”，遭遇选择性沉默，最终使得中国叙事在国际舆论场陷入“传而不通、通而不信”的恶性循环。
三、新媒体时代红色文化对外传播策略
（一）实施精准分众化传播策略化解文化差异
传播主体应实施精准分众化传播策略化解文化差异，依据目标受众文化背景、认知习惯，以及媒介使用特征，构建“分层渗透、动态适配”的传播体系。在目标群体划分上，首先，借助国际搜索引擎热词分析、社交媒体话题标签聚类等方式，识别出对红色文化有潜在兴趣的泛人群，如关注国际政治、历史研究的网民；其次，利用语义分析工具解析目标地区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倾向，筛选出对华态度中立的机构与意见领袖；最后，通过跨国问卷调查和焦点小组访谈，深入了解不同群体对红色文化的认知盲区，如部分西方受众误将“红色”等同于“激进意识形态”等情况。基于这些群体特征，可在传播手法上组织针对性设计。例如，对于高语境文化地区如东亚，可采用隐喻叙事手法，将“井冈山会师”转化为“多元力量融合共创”的视觉符号，以水墨动画等形式呈现；对于低语境文化受众如北美，则运用数据新闻形式，通过时间轴动态图展示改革开放前后民生指标对比[4]。在语言转换层面，组建由比较文化学者、本地化译者和新媒体编辑构成的团队，对核心概念实施“去术语化”重构。例如，将“群众路线”转化为“公民参与式治理模型”，并嵌入目标国类似案例如巴西参与式预算改革进行类比。此外，建立“文化敏感度预警系统”，通过机器学习算法持续抓取海外社交平台的关键词情绪值，当监测到“社会主义”“革命”等词汇在特定区域出现负面联想时，自动触发预先储备的“替代叙事方案库”，推送“乡村振兴”“文化遗产保护”等关联议题内容，实现话语的平滑过渡。
（二）构建全媒体矩阵提升内容深度与连贯性
传播主体构建全媒体矩阵需坚守平台特性适配、内容生态闭环、记忆点强化原则。在渠道整合上，针对不同平台特性定制传播策略。社交平台如Instagram侧重红色美学视觉呈现，将革命文物转化为3D可穿戴滤镜；流媒体平台如Netflix着力开发交互式纪录片，让观众通过切换人物视角沉浸式体验西安事变等历史事件；知识共享平台如Coursera集中开设“现代中国精神密码”慕课，借助增强现实（AR）扫描功能实现历史场景与现实场景的叠加；游戏平台如Steam打造策略类游戏《统一战线1946》，让玩家在资源调配中感受民主党派协作的历史智慧。内容生产端则应实施精细化运作，将延安精神、西柏坡经验等宏大主题拆解为多个文化基因单元，并确保每个单元集成核心观点、视觉素材与多层级解读文本，以支持智能重组生成适配短视频、播客、长文章等不同载体的内容形态。同时，搭建跨平台叙事线索追踪系统，依据用户在Twit-ter浏览长征主题插画的行为，自动在You-Tube推送相关纪录片片段，并在TikTok信息流中植入“挑战七天重走长征路”互动贴纸，通过多平台触点强化文化记忆[5]。技术层面开发红色文化语义图谱，运用知识图谱技术网状连接历史事件、人物关系与精神内涵。例如，当国际舆论场出现“中国发展模式”等相关讨论时，可实时调取延安大生产运动等关联史料，生成历史与现实对照的可视化信息图。
（三）强化国际媒体合作机制争夺话语主导权
为强化国际媒体合作机制以争夺话语主导权，需要推动国际媒体合作从临时项目制向制度化共建模式转变。传播主体可创建“红色文化国际传播联盟”，广泛吸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域性主流媒体、知名独立制作人、智库学者等，共同制订联合制作计划。例如，与半岛电视台合作推出《社会主义运动百年》特别节目，邀请多国学者参与同台辩论；推行“嵌入式合作”，在西方媒体中开设固定栏目；运用“他者讲述”策略，委托获奖战地记者拍摄《现代中国的精神之源》系列报道。同时，建立“媒体合作分级响应体系”，为友好媒体开放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的采访绿色通道，对中立媒体实施“内容供料计划”并定期提供历史影像素材，对立场偏颇媒体则开展“镜像对话”，通过其自有平台发布第三方考证内容[6]。此外，设立国际媒体人驻华研修项目，设计“红色文化沉浸式工作坊”，让参与者亲身体验非遗剪纸中的革命故事、参与英语版《东方红》音乐剧的编排。在危机应对上，要组建多语种舆情突击队，针对国际热点事件中可能出现的与红色文化相关的误读，快速生成短视频、信息图等多形态辟谣内容包并及时发布。
四、结语
新时代红色文化的对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未来，我国必须实施精准分众化传播策略化解文化差异、构建全媒体矩阵提升内容深度与连贯性，并强化国际媒体合作机制争夺话语主导权，从而切实推进新媒体时代红色文化的对外传播进程。这是提升中华文化全球影响力的必要路径，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苗艳菲.新媒体时代辽宁红色文化对外传播研究[J].新传奇,2025(03):28-30.
[2]杨博.数字化赋能红色文化对外传播多模态双语平行语料库建设及应用研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4,8(35):46-50.
[3]向长艳,旦雅宁.中国红色文化的国际传播策略研究[J].新闻爱好者,2023(04):65-67.
[4]刘向阳.新媒体背景下红色文化传播路径研究[J].学习论坛,2021(05):110-114.
[5]傅琳凌,陈奕烽.媒体融合视域下红色文化的对外传播——以“广州外事”为例[J].南方论刊,2024(04):94-96.
[6]周婷,郑志英.论新媒体时代红色文化的国际化传播[J].老区建设,2023(12):57-64.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红色文化；对外传播
在新媒体技术深度重塑全球信息传播体系的当下，红色文化作为承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精神载体，其对外传播既肩负着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构建国际传播新秩序的战略使命，又承载着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文化担当。全球化进程与数字技术革命的交织共振，为红色文化跨越地理边界、开展跨文化对话开辟了新的空间，但同时也使其置于价值观差异碰撞、传播语境多元分化、国际舆论竞争加剧的复杂环境。从巩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到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红色文化对外传播不仅是文化自信的具象化表达，更是文明对话的重要桥梁。然而，在新媒体场域下，文化符号解读偏差导致的传播效能损耗、碎片化传播引发的叙事逻辑断裂、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的持续挤压等现实困境仍然存在，亟需红色文化对外传播突破传统模式束缚，探寻新的传播方式。本文立足新媒体传播的技术特性与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聚焦传播策略创新与实践路径优化，致力探索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红色文化对外传播新范式，为提升中国国际传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一、红色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意义
（一）强化国际认同
红色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其对外传播绝非单纯的文化展示，而是深度促进国际社会理解中国政治理念与发展路径的重要途径。红色文化内蕴中国共产党引领人民实现民族独立、推动国家富强的完整历史叙事，有助于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单一视角，为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别样参照。当红色文化所蕴含的革命精神、集体主义价值以及人民主体性思想在国际场域中传播时，其首要作用就在于消解西方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威胁论”迷雾，清晰展现中国坚定追求公平正义、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的鲜明立场，进而在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中搭建更具包容性的话语架构。值得注意的是，红色文化的对外输出并非生硬的理念灌输，而是要借助故事化讲述、情感化表达，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与人类对于美好社会的共同向往紧密勾连，促使不同制度背景的国家重新审视中国发展模式的内在合理性与实践正当性。随着国际社会不断深入理解中国意识形态的历史根基与实践逻辑，关于“中国为什么能”的解读将逐步冲破西方话语霸权桎梏，在多元文明交流互鉴中形成更具多维视角的价值共识，最终为中国政治文明在国际舞台上赢得更广泛的认同。
（二）提升中华文化全球影响力
红色文化对外传播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引擎。其独特价值在于搭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对话的全新桥梁，进而实现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多向度延伸。这种文化形态既深植于“天下为公”“自强不息”等中华传统精神内核，又充分吸纳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批判与实践创新要素。双重属性使其能有效冲破外界对中华文化“东方神秘主义”或“古老文明符号”的单一认知，有力彰显中华文化在回应当代全球性议题时的思想穿透力。“人类解放”先进理念与“和而不同”东方智慧的交融，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革新提供了超越零和思维的新路径；长征精神的传承叙事、脱贫攻坚的奋斗故事，则以具象化的情感载体跨越文化差异，在不同民族的心灵深处唤起共鸣[1]。尤为关键的是，红色文化对外传播打破了西方在现代话语体系中的长期主导，用实践证明非西方文明同样具备孕育普世价值的能力。这种文化影响力的提升绝非单纯的价值输出，而是能在全球文化生态中增添新的思想维度，让中华文化作为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价值定位得到更广泛认同，为构建平等相待、互学互鉴的国际文化新秩序积累坚实的文化资本。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纽带
红色文化所蕴含的“人类解放”“国际主义”等思想基因，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存在深层次的价值契合，其对外传播能为全球合作提供精神层面的黏合力量。中国在“万隆精神”的实践，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始终把自身发展融入人类共同幸福的大框架，这种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胸襟正是红色文化在当代的延续与彰显。红色文化强调的集体安全观、共同发展观，以及反对压迫、追求公平的核心主张，直击当前全球治理中霸权主义横行、气候危机严峻、数字鸿沟显著等现实痛点，为国际社会贡献了有别于资本逻辑的解题思路。在对外传播过程中，红色文化可唤起不同文明对和平、正义、可持续发展的集体记忆与共同向往，特别是在疫情、战争等全球性挑战面前，这种精神纽带会促使各国突破短期利益的博弈束缚，形成共担责任、共享成果的共同体意识。文化层面的价值共振拥有比制度性合作更持久的生命力，有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层面转化为被普遍认同的全球伦理准则。
二、新媒体时代红色文化对外传播困境
（一）跨文化差异导致价值观接受壁垒
红色文化对外传播面临的一大困境，在于其深植于中国特定历史语境，与西方主导的全球文化体系存在着结构性冲突。红色文化所倡导的集体主义、奉献精神，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欧美传统的个人自由主义形成了鲜明对立，且这种价值观鸿沟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中被不断放大。例如，“人民至上”“共同富裕”这类理念，在中文语境下承载着近代中国反压迫、求平等的历史记忆，而在西方受众的认知框架中，却易被简单归为“威权叙事”或“政治宣传”，甚至被误解为是对个人权利的压制。此外，红色文化中革命话语所具有的崇高性和严肃性，与新媒体环境下盛行的娱乐化、解构化表达方式产生了激烈碰撞，这使得传播内容在跨文化解码的过程中容易遭遇误读。例如，国际社交媒体上的一些短视频创作者，为迎合流量逻辑，将红色经典符号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剥离出来进行二次创作，严重消解了这些符号所承载的精神价值。这种深层次的文化认知差异，使红色文化对外传播时难以突破“文化折扣”效应，未能与海外受众形成实质性的价值共鸣。
（二）碎片化传播削弱红色文化系统性
新媒体技术重塑的信息传播环境，正不断动摇红色文化作为完整思想体系的影响力基础。短视频、动态图文等碎片化传播形式虽提高了信息传播速度，但却破坏了红色文化的历史连贯性、理论深度及实践逻辑。例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本应借助历史事件链条呈现其发展脉络，而在算法推荐机制作用下，却被分割成孤立的“高光瞬间”或“金句片段”，使得国际受众难以把握相关精神谱系间的内在联系。更为关键的是，流量至上的内容生产模式使传播者过度关注红旗、军装等具有视觉吸引力的符号元素，而忽视了红色文化中“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核心方法论的价值传递[2]。这种“重视符号、轻视内涵”的传播方式，致使红色文化在新媒体领域逐渐变成平面化的文化消费品，失去了作为意识形态载体应有的理论深度，从而让海外受众只能接触到零散的文化碎片，无法形成对中国道路的系统性认识。
（三）国际舆论场中话语权处于弱势
在国际舆论场的权力结构失衡状况下，红色文化对外传播面临长期制约。新媒体时代的传播场域看似平等，实则存在英语霸权、平台算法、资本操控等共同形成的障碍。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等平台以“社区规范”为由，在内容审核时常对涉及中国革命历史、政党制度的内容进行限流或标签化处理，旨在借助技术手段渗透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同时，西方主流媒体凭借长期积累的传播网络，将红色文化议题强行归入“民主—威权”的二元对立叙事框架，并高频次地将其关联“人权”“自由”等敏感词，在国际受众的认知中植入预设偏见。这种系统性的话语压制，使红色文化即便通过新媒体渠道突破了地理边界，仍难以摆脱“他者化”的传播困境[3]。其价值主张要么被纳入西方设定的讨论范畴，只能被动辩解，要么被当作“政治异类”，遭遇选择性沉默，最终使得中国叙事在国际舆论场陷入“传而不通、通而不信”的恶性循环。
三、新媒体时代红色文化对外传播策略
（一）实施精准分众化传播策略化解文化差异
传播主体应实施精准分众化传播策略化解文化差异，依据目标受众文化背景、认知习惯，以及媒介使用特征，构建“分层渗透、动态适配”的传播体系。在目标群体划分上，首先，借助国际搜索引擎热词分析、社交媒体话题标签聚类等方式，识别出对红色文化有潜在兴趣的泛人群，如关注国际政治、历史研究的网民；其次，利用语义分析工具解析目标地区主流媒体的涉华报道倾向，筛选出对华态度中立的机构与意见领袖；最后，通过跨国问卷调查和焦点小组访谈，深入了解不同群体对红色文化的认知盲区，如部分西方受众误将“红色”等同于“激进意识形态”等情况。基于这些群体特征，可在传播手法上组织针对性设计。例如，对于高语境文化地区如东亚，可采用隐喻叙事手法，将“井冈山会师”转化为“多元力量融合共创”的视觉符号，以水墨动画等形式呈现；对于低语境文化受众如北美，则运用数据新闻形式，通过时间轴动态图展示改革开放前后民生指标对比[4]。在语言转换层面，组建由比较文化学者、本地化译者和新媒体编辑构成的团队，对核心概念实施“去术语化”重构。例如，将“群众路线”转化为“公民参与式治理模型”，并嵌入目标国类似案例如巴西参与式预算改革进行类比。此外，建立“文化敏感度预警系统”，通过机器学习算法持续抓取海外社交平台的关键词情绪值，当监测到“社会主义”“革命”等词汇在特定区域出现负面联想时，自动触发预先储备的“替代叙事方案库”，推送“乡村振兴”“文化遗产保护”等关联议题内容，实现话语的平滑过渡。
（二）构建全媒体矩阵提升内容深度与连贯性
传播主体构建全媒体矩阵需坚守平台特性适配、内容生态闭环、记忆点强化原则。在渠道整合上，针对不同平台特性定制传播策略。社交平台如Instagram侧重红色美学视觉呈现，将革命文物转化为3D可穿戴滤镜；流媒体平台如Netflix着力开发交互式纪录片，让观众通过切换人物视角沉浸式体验西安事变等历史事件；知识共享平台如Coursera集中开设“现代中国精神密码”慕课，借助增强现实（AR）扫描功能实现历史场景与现实场景的叠加；游戏平台如Steam打造策略类游戏《统一战线1946》，让玩家在资源调配中感受民主党派协作的历史智慧。内容生产端则应实施精细化运作，将延安精神、西柏坡经验等宏大主题拆解为多个文化基因单元，并确保每个单元集成核心观点、视觉素材与多层级解读文本，以支持智能重组生成适配短视频、播客、长文章等不同载体的内容形态。同时，搭建跨平台叙事线索追踪系统，依据用户在Twit-ter浏览长征主题插画的行为，自动在You-Tube推送相关纪录片片段，并在TikTok信息流中植入“挑战七天重走长征路”互动贴纸，通过多平台触点强化文化记忆[5]。技术层面开发红色文化语义图谱，运用知识图谱技术网状连接历史事件、人物关系与精神内涵。例如，当国际舆论场出现“中国发展模式”等相关讨论时，可实时调取延安大生产运动等关联史料，生成历史与现实对照的可视化信息图。
（三）强化国际媒体合作机制争夺话语主导权
为强化国际媒体合作机制以争夺话语主导权，需要推动国际媒体合作从临时项目制向制度化共建模式转变。传播主体可创建“红色文化国际传播联盟”，广泛吸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域性主流媒体、知名独立制作人、智库学者等，共同制订联合制作计划。例如，与半岛电视台合作推出《社会主义运动百年》特别节目，邀请多国学者参与同台辩论；推行“嵌入式合作”，在西方媒体中开设固定栏目；运用“他者讲述”策略，委托获奖战地记者拍摄《现代中国的精神之源》系列报道。同时，建立“媒体合作分级响应体系”，为友好媒体开放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的采访绿色通道，对中立媒体实施“内容供料计划”并定期提供历史影像素材，对立场偏颇媒体则开展“镜像对话”，通过其自有平台发布第三方考证内容[6]。此外，设立国际媒体人驻华研修项目，设计“红色文化沉浸式工作坊”，让参与者亲身体验非遗剪纸中的革命故事、参与英语版《东方红》音乐剧的编排。在危机应对上，要组建多语种舆情突击队，针对国际热点事件中可能出现的与红色文化相关的误读，快速生成短视频、信息图等多形态辟谣内容包并及时发布。
四、结语
新时代红色文化的对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未来，我国必须实施精准分众化传播策略化解文化差异、构建全媒体矩阵提升内容深度与连贯性，并强化国际媒体合作机制争夺话语主导权，从而切实推进新媒体时代红色文化的对外传播进程。这是提升中华文化全球影响力的必要路径，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苗艳菲.新媒体时代辽宁红色文化对外传播研究[J].新传奇,2025(03):28-30.
[2]杨博.数字化赋能红色文化对外传播多模态双语平行语料库建设及应用研究[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4,8(35):46-50.
[3]向长艳,旦雅宁.中国红色文化的国际传播策略研究[J].新闻爱好者,2023(04):65-67.
[4]刘向阳.新媒体背景下红色文化传播路径研究[J].学习论坛,2021(05):110-114.
[5]傅琳凌,陈奕烽.媒体融合视域下红色文化的对外传播——以“广州外事”为例[J].南方论刊,2024(04):94-96.
[6]周婷,郑志英.论新媒体时代红色文化的国际化传播[J].老区建设,2023(12):57-64.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