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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迁徙,生生不息”
——读谢勇强长篇小说《出函关》
文章字数:2213



  2023年末,谢勇强出版了自己的长篇小说《出函关》。在笔者看来,这部作品虽然篇幅不长,但内容仍不失深沉、厚重。并且在阅读这部小说的过程中,笔者也很容易地能感受到谢老师独有、显著的写作风格。具体来说,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就谢勇强的生活经历而言,祖籍河南,在西安出生、工作的他无疑对两地有着深厚的感情。而当这种感情投射进作品时,作为读者的我们看到的则是他对河南自民国初期至新中国初期的人文历史,以及西安自196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期的城市生活的表现。第一段故事中,作者在讲述谢家人故事的同时,又不动声色地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河南近代史”的画卷,在其中穿插了诸如中原大战、日军侵华、1942年河南大饥荒、解放战争等诸多历史事件。作为一种写法来说,这种将“小人物”与“大历史”相结合的手法,在现当代文学中已不罕见。但《出函关》相较于其他作品的独特之处,则在于作者将真实的历史与虚构的人物之间设计成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即他更多地是让历史以“背景”的面目出现,它会与人物的经历、生活相交,但不会对其施加较为明显的、或者是转折、决定性的影响。但笔者认为,这种写法恰恰与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同类型作品形成了一种“互补”的关系,反映的正是“历史与普通人”的关系的另一个侧面,因而有其独特的价值。
  而在第二段故事中,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对于这段时期西安生活细节的细致描写,例如他写到的韩森寨、万寿路与长乐路的交叉口、长乐坡、长安县、“道北”等城市地名,105路电车、红会医院、西京医院等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单位,均在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而这正与作者长期以来在传媒行业从事记者职业的工作经历有关,正因如此,他才能积累、记录下如此多真实、精确的生活细节,让小说在增强“真实性”的同时,也为西安近几十年来的城市变迁史、生活史留下了精确的注脚,使作品具备了
  独特的认识价值。
  其次,老舍在他的《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曾介绍过他是按以下方法安排人物的:“主要人物自壮到老,贯穿全剧。这样,故事虽然松散,而中心人物有些着落,就不至于说来说去,离题太远,不知所云了。……无关紧要的人物一律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毫不客气。”笔者认为,《出函关》的人物设计,正体现了这一特点。对于作家而言,长篇小说人物众多、关系复杂,因而人物的设计就成了作品能否成功的关键一环。反观《出函关》这部作品,作品中虽然人物众多,但作者也很好地对主次人物进行了处理。小说的主干情节围绕主人公双喜和金龙展开,作品前半部分的“河南故事”中,作者聚焦双喜,讲述了他自谢楼破寨,家道中落之后自力当家、重振家业的故事。而无论是民国时期的战争年代,还是1949年之后的和平时期,双喜均能顺势而为、壮大自己,在让自己由青涩转向成熟的同时,也能让我们这些年轻的读者看到、感受到老一代人坚韧执着的品质和人生智慧。
  到了后半部分的“西安故事”中,走出河南的金龙身上,彰显的是“长在红旗下”的一代青年人身上的朝气,他们为国奉献的理想主义精神,以及他们人到中年之后的困惑。总的来说,作者经由这两个人物,写出了两代人的“创业故事”,也为作为普通读者的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人生启悟。此外,作者在小说中还设计了诸多次要人物,例如王泰、刀疤脸、段先生、铧三、臭儿、王秋尘、司立业、老麻、春茵等等,这些人物无论情节多寡,但都不失特色,各自有着与众不同的性格特征。
  最后,《出函关》的题目,取自于“老子出关”的典故。相传老子因看到周王室日渐衰败,决心离开故土,西出函谷关四处云游。把守函谷关的尹喜很敬佩老子,想设法留住他。于是尹喜告诉老子,想出关的话,就要留下一部著作。几天后,老子交给尹喜一篇五千字左右的著作,然后骑牛而去。这个故事,正是《道德经》成书的由来。自古到今,以此为题材创作的精品佳作可谓不胜枚举,故事本身也寓意着一种追求自由和真理的精神。而这正是金龙等一众年轻人选择背井离乡、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的“初心”。小说第二十二章,作者这样写道:
  秋尘的话,让金龙对司立业也有了新的认识。拿着本子,他想了想,写下了“出函关”三个字。王秋尘问:“怎么就写了三个字,你是惜字如金啊?”金龙笑道:“你是偃师人,我家就在鹿邑,我们无论到兰州,还是到西安,都要经过函谷关。老子就是鹿邑人,他当年出函谷关,留下五千言的《道德经》,我们这次出函关,不知道会有怎么样的收获,要靠自己的行动和时间来回答了。”秋尘展颜笑道:“我的两个哥哥都是逃荒去的平凉,而我和你都是分配出的函谷关,希望我们都能在这个时代留下属于自己的足迹。”他展开右臂,停在半空,看着金龙。金龙会意,挥出了右臂,秋尘也同时挥臂。两人的手掌在空中相击,发出一声脆响。
  之后的故事,读过作品的我们已经知道了。金龙来到了西安,进入了第五机械工业部西安机械制造厂,将自己的青春融入了共和国的初代军事工业事业当中。因此,他笔下的“出函关”既继承了古人的意图,又为之赋予了时代的色彩,上面那段话所讲述的,也就并非是几个年轻人的想法,而是更近于当时那一代人的内心写照。
  作为读者和评论者,笔者认为,《出函关》是谢勇强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它有宏阔的历史视野,有对两代人精神的精准把握。他的新作值得我们继续期待。

  崔谦,山西太原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曾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东亚汉学研究》等学术期刊,《人民日报(海外版)》《美文·青春写作》等多家报刊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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