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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理性下的启蒙精神
文章字数：3789
内容摘要：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强调：“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技术理性从上个世纪至今都是人们所探讨的热门话题，对于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对技术理性的辩证看待是我们不可忽视的一环。本文将主要阐述技术理性下的启蒙精神所产生的矛盾问题。
关键词：理性主义 技术理性 启蒙主义精神 技术理性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
从工业革命开始逐渐形成的技术理性——在哈贝马斯对其定义为“技术规则是作为一种目的理性的活动系统”的前后，已然在二十、二十一世纪成为一种经典的社会科学理论并引起了广泛讨论。本文将聚焦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派别——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并结合现实对作为社会科学理论的技术理性在一定时段内的异化与其现实经验方法论间的矛盾做出一定阐述。
一、技术理性与启蒙精神
对技术理性的研究要溯源到古希腊哲学中的古典理性主义——实在即依托于理性（这里的理性指逻各斯、宇宙理性、理念、绝对现实等以理性现实为基础的概念）而运行的合理存在结构，“人是理性的存在物”。从本质上说，人可以通过自身主观能动性把握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联系从而控制自然，理性是人本主义的直接体现，是西方文化的本质精神。
技术理性是在现代条件下将自然科学与古典理性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理性主义新的外延。其立足于现代科技的优越性，并将“把握联系”与“运用科技”在某种程度上画上了约等号，认为人征服自然的直接手段（亦或是核心手段）便是以实证主义为内涵的科技——我们一般在狭义上简称为“科技万能论”。技术理性的社会科学理论价值观主要表现为相信理性（工具，科学，知识，技术），人的本质和主体地位与乐观人本主义和历史主义。这些价值观的本质植根于启蒙精神的本质，或者说，“启蒙精神实质上是古希腊传统理性主义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相结合而产生的技术理性主义。”
以霍克海默为代表的思想家对技术理性下的启蒙精神做了三个维度含义的总结：
1.用知识代替神话，解放人类于迷信愚昧之中。
2.理性改变人的活动方式，社会的组织运行方式和人与自然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
3.强调人的本质力量和自我确定权，人是世界的核心，人性进步，历史发展，人们要满怀希望。
不难看出，无论是古典理性主义，还是现代技术理性，亦或是二者所蕴含的脱胎于启蒙主义思想的启蒙精神，都展现出了对人类主体地位的肯定、对历史发展的积极能动性与对科学技术创新手段的推崇，并在现代工业文明下促进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在物质层面上，技术理性在科技中大大提高生产力，促进物质财富的繁荣；在精神上，启蒙精神取代了神话，人代替了上帝，人们从而寄希望于“真正成为自然和历史的主人，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一致的世界。”然而，正如阿多诺所说，事实上，“进步转化成了退步。”技术理性的社会科学理论在二十世纪至今，本体论、方法论、相关外延理论与现实经验、运用都互相产生了严重冲突。
二、技术理性和启蒙精神的矛盾问题
毋庸置疑，理性主义的发展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但在这“虚荣的皇宫下”，又引发了各种现实问题，而这些现实问题，能否看出技术理性与启蒙精神的异化与矛盾？答案很显然是肯定的。
1.启蒙的自我毁灭
简言之，启蒙精神在多方面未兑现自己本身的承诺，并与自己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论相违背。前文中笔者已经总结了启蒙精神的本体论与其所“期望的”表现，然而在现实中我们能看到以下四个基本矛盾：
（1）启蒙精神以消除神话为己任，在方法论上，它强调反对迷信和力图打破受神学支配的境地。然而技术理性本身就是被科学支配的理性，甚至可以说，古典理性主义在其理论被自然科学“挤进来”之后，其本身的理性就从属于科学。而科学带来的实证主义和抽象的定型概念形成后，我们便产生了新的迷信——科技，我们的否定之否定辩证法思想在不经意间演化成了“认同现实的思想”。“思想及其越是从属于存在的东西，就越是盲目地再现存在的东西。从而启蒙精神就倒退为神话学，但它也从未想要摆脱神话学。”
（2）在启蒙精神力求反神学迷信的基础上，核心是人本主义，人的本质力量是最为重要的。强调“人”，是为了实现“人的普遍自由”。但技术理性在现实中不仅没能实现“人的普遍自由”，反而扼杀人的自由与个性——人们对概念的先验论，对实证主义和科技的迷信，在很大程度上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屈服于科学，扼杀了自己本身的思想，不可否认，科技激发了人们的创新思维，但同时我们也不能排除技术理性使很多人变成了拉美特利口中的“机器”——“人是局限于重复，思想只是同义反复。”
（3）技术理性强调的人本主义方法论还表现在人对自然的统治，使人能统治和改造自然。显而易见，技术理性只能完成这一本体论特点的一部分，人们仅仅只能做到一定程度的改造自然，却无法实现对自然的统治——反之，人们破坏了与自然的关系，遭到了自然的报复。同时，过度强调对自然的征服和执着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忽略生产关系的作用，也让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逐渐走向了客观主义和“经济决定论”。
（4）同时，理性主义所追求的“爱”“自由”“公平”与“完善完美”在技术理性下依然若有似无。不仅如此，启蒙精神甚至还促使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物化、异化。从马克思到卢卡奇再到法兰克福学派，无不强调人所生产的物质已经开始通过各种手段反过来统治人本身，乃至影响人与人之间本身的社会关系——具体表现为经济科技引发的各种罪恶、冲突、战争等违背人本主义本身的行为。“现代工业社会的整个挖空心思想出来的机制，也不过是相互残杀的自然界。”技术理性和本身的本体论的矛盾再次展现。
2.技术理性所带来的其他各种矛盾
（1）大众文化批判——本真的文化艺术代表自由与超越，在技术理性下艺术失去了创造性，失去了自由，失去了个性，也就失去了理性主义本体论的内涵。同时，启蒙精神所宣扬的自由民主个性的大众文化，变得具有欺骗性、商品性、齐一性、统治性与操控性。“电影和广播不再需要作为艺术。”反观今日，大量流水线电影、电视剧的生成，是否在磨灭人们的审美？
（2）第二自然的灾害——马基雅弗利所推崇的性恶论和将人性观贯彻于国家学说的观点在几个世纪后非但没能在现实中得到矫正，争夺残杀反而在技术理性下体现的淋漓尽致——二战开始之后，阿多诺通过其偏激的否定辩证法表达了对第二自然（人类改造过的自然）的谴责，指出奥斯维辛集中营就是人类自制的灾难——主要动力正是人类自豪的理性技术。高速发展的理性技术在二十世纪不仅没能服务于人、依附于人，反而泯灭人的生命和人性，体现出对个体生命的冷漠和对差异的否定，集中体现出技术理性本体论与方法论不一的问题。
（3）技术理性统治与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指出，当技术理性以富足和自由的名义扩展到全部个人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时，它就开始形成了一种“新的更好的统治”，技术理性本质上是为了解放人，但在其华丽的外表下，却造就了人的桎梏。在现代社会下，技术理性通过娱乐消遣等方式，使人心甘情愿的纳入进某种“社会体系”（即使人本身并不想或者说并不知道自身已经融入）。“他们都在各尽其责，却又都是无辜的牺牲品。”技术理性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使有自由个性的人变成“单向度的人”。在这一尺度下，否定理性被肯定理性所取代，价值理性被工具理性所压制，人们甚至开始“逃避自由”，自由变成孤独，走向了本体论的负面——理性本身再次被异化。
三、科技和技术理性的二重性
我们听过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也听过科学家们常常强调的“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如前文所述，科学技术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物质财富的增长、精神世界的丰富，但同时，技术理性也形成了一种新的统治形式，并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在物质上异化，在精神上违背，用哈贝马斯的观点来论述，科学技术背景下的劳动“合理化”脱离了主体间交往的基础，削弱了合理交往，从而严重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
根据刘永谋教授的观点，我们要警惕“技术合理性取代科学合理性”，注重“特点技术治理和技治社会的兴起”，强调“以新科技为手段走向自助自觉的‘身心设计’”；我们不能反对科技创新，违反历史发展的进程，也不能一味迷信科学技术，鼓吹实证主义与科技万能论。
从现实社会出发，科技促进了我国计算机、生物医药、化学、环境材料等产业、企业发展，知识经济时代必将促进科技造福人类的趋势；人类在科技的伴随下，精神世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电视、网络、App不断成为我们的生活必需品，人们的思想文化水平在科技中逐步提高，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方便。同时，生态环境随之而来——温室效应、雾霾天气、人口膨胀、外来物种入侵、资源发展不平衡，前文所阐述的人的生存困境、道德伦理问题也在当下显现的越来越明显，正如弗洛姆所述，现代人逐渐开始“逃避自由”——这里所展现的孤僻、抑郁、暴力等问题就不做展开，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们已经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要谨记科技与技术理性的二重性，尤其是对二十世纪技术理性社会科学理论与其本体论、方法论和相关理论运用之间的种种矛盾，贯彻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对客观事物的价值判断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将科技真正成为我们人类改造世界的工具，而非主人。
（新疆师范大学 周瀚文）
参考文献
【1】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3】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
【4】刘永谋《技术迷宫、技术灰篾与思想者的使命》《民主与科学杂志》2022年第6期
关键词：理性主义 技术理性 启蒙主义精神 技术理性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
从工业革命开始逐渐形成的技术理性——在哈贝马斯对其定义为“技术规则是作为一种目的理性的活动系统”的前后，已然在二十、二十一世纪成为一种经典的社会科学理论并引起了广泛讨论。本文将聚焦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派别——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并结合现实对作为社会科学理论的技术理性在一定时段内的异化与其现实经验方法论间的矛盾做出一定阐述。
一、技术理性与启蒙精神
对技术理性的研究要溯源到古希腊哲学中的古典理性主义——实在即依托于理性（这里的理性指逻各斯、宇宙理性、理念、绝对现实等以理性现实为基础的概念）而运行的合理存在结构，“人是理性的存在物”。从本质上说，人可以通过自身主观能动性把握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联系从而控制自然，理性是人本主义的直接体现，是西方文化的本质精神。
技术理性是在现代条件下将自然科学与古典理性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理性主义新的外延。其立足于现代科技的优越性，并将“把握联系”与“运用科技”在某种程度上画上了约等号，认为人征服自然的直接手段（亦或是核心手段）便是以实证主义为内涵的科技——我们一般在狭义上简称为“科技万能论”。技术理性的社会科学理论价值观主要表现为相信理性（工具，科学，知识，技术），人的本质和主体地位与乐观人本主义和历史主义。这些价值观的本质植根于启蒙精神的本质，或者说，“启蒙精神实质上是古希腊传统理性主义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相结合而产生的技术理性主义。”
以霍克海默为代表的思想家对技术理性下的启蒙精神做了三个维度含义的总结：
1.用知识代替神话，解放人类于迷信愚昧之中。
2.理性改变人的活动方式，社会的组织运行方式和人与自然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
3.强调人的本质力量和自我确定权，人是世界的核心，人性进步，历史发展，人们要满怀希望。
不难看出，无论是古典理性主义，还是现代技术理性，亦或是二者所蕴含的脱胎于启蒙主义思想的启蒙精神，都展现出了对人类主体地位的肯定、对历史发展的积极能动性与对科学技术创新手段的推崇，并在现代工业文明下促进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在物质层面上，技术理性在科技中大大提高生产力，促进物质财富的繁荣；在精神上，启蒙精神取代了神话，人代替了上帝，人们从而寄希望于“真正成为自然和历史的主人，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一致的世界。”然而，正如阿多诺所说，事实上，“进步转化成了退步。”技术理性的社会科学理论在二十世纪至今，本体论、方法论、相关外延理论与现实经验、运用都互相产生了严重冲突。
二、技术理性和启蒙精神的矛盾问题
毋庸置疑，理性主义的发展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但在这“虚荣的皇宫下”，又引发了各种现实问题，而这些现实问题，能否看出技术理性与启蒙精神的异化与矛盾？答案很显然是肯定的。
1.启蒙的自我毁灭
简言之，启蒙精神在多方面未兑现自己本身的承诺，并与自己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论相违背。前文中笔者已经总结了启蒙精神的本体论与其所“期望的”表现，然而在现实中我们能看到以下四个基本矛盾：
（1）启蒙精神以消除神话为己任，在方法论上，它强调反对迷信和力图打破受神学支配的境地。然而技术理性本身就是被科学支配的理性，甚至可以说，古典理性主义在其理论被自然科学“挤进来”之后，其本身的理性就从属于科学。而科学带来的实证主义和抽象的定型概念形成后，我们便产生了新的迷信——科技，我们的否定之否定辩证法思想在不经意间演化成了“认同现实的思想”。“思想及其越是从属于存在的东西，就越是盲目地再现存在的东西。从而启蒙精神就倒退为神话学，但它也从未想要摆脱神话学。”
（2）在启蒙精神力求反神学迷信的基础上，核心是人本主义，人的本质力量是最为重要的。强调“人”，是为了实现“人的普遍自由”。但技术理性在现实中不仅没能实现“人的普遍自由”，反而扼杀人的自由与个性——人们对概念的先验论，对实证主义和科技的迷信，在很大程度上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屈服于科学，扼杀了自己本身的思想，不可否认，科技激发了人们的创新思维，但同时我们也不能排除技术理性使很多人变成了拉美特利口中的“机器”——“人是局限于重复，思想只是同义反复。”
（3）技术理性强调的人本主义方法论还表现在人对自然的统治，使人能统治和改造自然。显而易见，技术理性只能完成这一本体论特点的一部分，人们仅仅只能做到一定程度的改造自然，却无法实现对自然的统治——反之，人们破坏了与自然的关系，遭到了自然的报复。同时，过度强调对自然的征服和执着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忽略生产关系的作用，也让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逐渐走向了客观主义和“经济决定论”。
（4）同时，理性主义所追求的“爱”“自由”“公平”与“完善完美”在技术理性下依然若有似无。不仅如此，启蒙精神甚至还促使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物化、异化。从马克思到卢卡奇再到法兰克福学派，无不强调人所生产的物质已经开始通过各种手段反过来统治人本身，乃至影响人与人之间本身的社会关系——具体表现为经济科技引发的各种罪恶、冲突、战争等违背人本主义本身的行为。“现代工业社会的整个挖空心思想出来的机制，也不过是相互残杀的自然界。”技术理性和本身的本体论的矛盾再次展现。
2.技术理性所带来的其他各种矛盾
（1）大众文化批判——本真的文化艺术代表自由与超越，在技术理性下艺术失去了创造性，失去了自由，失去了个性，也就失去了理性主义本体论的内涵。同时，启蒙精神所宣扬的自由民主个性的大众文化，变得具有欺骗性、商品性、齐一性、统治性与操控性。“电影和广播不再需要作为艺术。”反观今日，大量流水线电影、电视剧的生成，是否在磨灭人们的审美？
（2）第二自然的灾害——马基雅弗利所推崇的性恶论和将人性观贯彻于国家学说的观点在几个世纪后非但没能在现实中得到矫正，争夺残杀反而在技术理性下体现的淋漓尽致——二战开始之后，阿多诺通过其偏激的否定辩证法表达了对第二自然（人类改造过的自然）的谴责，指出奥斯维辛集中营就是人类自制的灾难——主要动力正是人类自豪的理性技术。高速发展的理性技术在二十世纪不仅没能服务于人、依附于人，反而泯灭人的生命和人性，体现出对个体生命的冷漠和对差异的否定，集中体现出技术理性本体论与方法论不一的问题。
（3）技术理性统治与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指出，当技术理性以富足和自由的名义扩展到全部个人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时，它就开始形成了一种“新的更好的统治”，技术理性本质上是为了解放人，但在其华丽的外表下，却造就了人的桎梏。在现代社会下，技术理性通过娱乐消遣等方式，使人心甘情愿的纳入进某种“社会体系”（即使人本身并不想或者说并不知道自身已经融入）。“他们都在各尽其责，却又都是无辜的牺牲品。”技术理性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使有自由个性的人变成“单向度的人”。在这一尺度下，否定理性被肯定理性所取代，价值理性被工具理性所压制，人们甚至开始“逃避自由”，自由变成孤独，走向了本体论的负面——理性本身再次被异化。
三、科技和技术理性的二重性
我们听过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也听过科学家们常常强调的“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如前文所述，科学技术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物质财富的增长、精神世界的丰富，但同时，技术理性也形成了一种新的统治形式，并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在物质上异化，在精神上违背，用哈贝马斯的观点来论述，科学技术背景下的劳动“合理化”脱离了主体间交往的基础，削弱了合理交往，从而严重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
根据刘永谋教授的观点，我们要警惕“技术合理性取代科学合理性”，注重“特点技术治理和技治社会的兴起”，强调“以新科技为手段走向自助自觉的‘身心设计’”；我们不能反对科技创新，违反历史发展的进程，也不能一味迷信科学技术，鼓吹实证主义与科技万能论。
从现实社会出发，科技促进了我国计算机、生物医药、化学、环境材料等产业、企业发展，知识经济时代必将促进科技造福人类的趋势；人类在科技的伴随下，精神世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电视、网络、App不断成为我们的生活必需品，人们的思想文化水平在科技中逐步提高，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方便。同时，生态环境随之而来——温室效应、雾霾天气、人口膨胀、外来物种入侵、资源发展不平衡，前文所阐述的人的生存困境、道德伦理问题也在当下显现的越来越明显，正如弗洛姆所述，现代人逐渐开始“逃避自由”——这里所展现的孤僻、抑郁、暴力等问题就不做展开，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们已经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要谨记科技与技术理性的二重性，尤其是对二十世纪技术理性社会科学理论与其本体论、方法论和相关理论运用之间的种种矛盾，贯彻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对客观事物的价值判断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将科技真正成为我们人类改造世界的工具，而非主人。
（新疆师范大学 周瀚文）
参考文献
【1】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3】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
【4】刘永谋《技术迷宫、技术灰篾与思想者的使命》《民主与科学杂志》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