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泥腿子”正在变身“新农人”。自2017年浙江省提出打破户籍等的限制，将新型职业农民纳入农业系列职称的评审范围后，2018年中央一号文就指出，“鼓励各地开展职业农民职称评定试点”，旋即全国多个地方闻风响应。据农业农村部组织编写的《2022年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报告》显示，2021年全国高素质农民获得农民技术人员职称的比例为50.68%，较2020年提高了10.55个百分点。在广东，乡村工匠专业人才职称评定自2021年正式实施以来，也已评审出4470名乡村各类工匠。
　　农民职称评定改革一经启动，便能让“土专家”“田秀才”脱颖而出，这对推动乡村振兴、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等意义重大：一方面，获评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一般是专业大户和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领办人和骨干，可以促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以点带面”，精准发挥带动效应。另一方面，这更是对新型职业农民身份的一种肯定，有助于大众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把“农民就是个种田的”陈旧观念，转变为“农业也是一个好行当”“干好了同样有出息”的现代观念，有利于吸引更多人才建设乡村。
　　需要看到的是，开展农民职称评定还只是“上半篇”文章，除了不惟学历、年龄、论文，而是主要依据申报人能否带领技艺传承、带强产业发展、带动群众致富等维度进行评审，并且在申请人成功评选后，还能享受职称一次性奖励、资金政策项目，包括继续培训等多种扶持优待外，更重要的是要做好“下半篇”文章，也即获得认证的土专家“入库”后，如何切实发挥好他们的传、帮、带作用，帮助更多农民提升技能素质、获得一技之长，从而将农民职称评定的效果最大化。
　　从实践来看，由有头衔的农民或者其他专家开展的各类培训，在实际中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部分培训的内容不够接地气，一些授课者在讲授的时候，要么以理论居多，而具体实操性的东西偏少，要么过于局限在个案，但思维上的提炼和引领不够，难以契合被培训者的真实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培训的时间、形式等不尽科学合理，比如近段时间不少地方进入雨季，降雨量比较大，一些农民忙于田间地头排水，压根没有时间去参加培训。由此导致的一种现象是，为帮助农民提升“考证”，各地各级投入不少资源、花了不少工夫，但通过等级考评的“一个镇也没几个”，效果乏善可陈。
　　俗话说“不看广告看疗效”，要想提升农民培训的实效，那就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对培训内容、组织形式等进行调整和优化。首当其冲的，必须坚持需求为本，对农民的真实需求进行全面的调查摸底，不仅要涉及培训的方向乃至具体的课程，也要包括上课的时间、地点、形式等，只有拉出清单让农民点菜，内容“对口对味”，培训才能“叫座”。其次，内容必须肥瘦搭配，坚持理念与实操齐飞，兼顾思想性与趣味性，让培训变得有料有趣有用。最后，考虑到农民的个性化、多元化需求，培训组织的形式也要多变灵动，宜集体教学则集体教学，宜小组的则小组，乃至一对一教学甚至送教上门。除了固定时空的传统线下培训，更宜推出网上慕课让农民可以随时学。
　　当然，要做好这下半篇文章，也不仅是培训组织方的责任，除了从课程内容、从供给端发力外，农民自身能动性的调动也至关重要，否则的话，他们参加培训就可能永远“没有时间”。 （胡一刀）